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出現了兩種現象,一是新的政治參與者,為複雜的經濟和政策問題提供了看似簡單卻極端的解決方案;二是幾十年來日益嚴重的收入不平等、生產力增長緩慢和社會自由化進展快速,加深那些自認被國家、社會遺棄者的不滿。

 

金融海嘯後 民粹主義大行其道

安本標準投資政治經濟學家Stephanie Kelly認為兩種現象交互影響的結果,造就了近期民粹主義再度興起。但是民粹主義未來將如何發展,並對鄰近國家,甚至全球造成影響,主要還是取決於該國家內部的政治體制和政治動態。政治體制發展較不成熟的新興市場國家,就較容易受到民眾要求更多權力所帶來的衝擊,而在成熟市場中,民粹政黨的興起,也促使原先被視為中立派的政治人物,為防止選民流失、政黨分裂,而開始向兩邊傾斜,這也讓選舉變得更加頻繁和不可預測。

在依比例具有投票權的歐洲議會體系中,新政黨可在相對較短的時間內出現並獲得支持。在美國,由於兩黨制的根深蒂固,讓具有民粹主義理想的政治人物多選擇加入到兩黨中,而非其他民粹主義政黨。

 

疫情推升民粹主義升溫

Stephanie Kelly表示,「民粹主義持續存在」這項議題,是未來十年內衝擊經濟成長、造成金融市場波動的主要根源。今年爆發的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也將從三個主要面向,影響並加速其發展:加劇選民的不滿、損害專責危機處理政治人物的信譽,以及強化民粹主義政策和意識形態。

  1. 加劇選民的不滿: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凸顯了全球不平等的現實,由於許多低收入者無法在家完成工作,所以也更容易受到疫情所帶來的失業衝擊、收入下降、存款減少和貸款被拒的不利影響。本次疫情危機讓低收入選民在經濟和生活上的不平等更形嚴重,為兩極化政治和民粹主義的興盛,提供了完美的舞台。
  2. 損害專責危機處理政治人物的信譽:疫情危機造成的經濟停滯和社會破壞為政治人物帶來巨大的決策壓力。何時解封、如何解封、鎖國、第二波感染浪潮發生的可能性,以及如何逐步取消對個人和企業的財務支持,都給領導者帶來重重考驗。當疫情危機似乎塑造了政府低效率、低效用以及與現實脫節等形象之際,也同時為民粹政治人物爭取到了出線的機會。自疫情危機爆發以來,不論是新興市場或是成熟市的民粹主義者,都已利用此一機會強化本土主義意識形態,並推動保護主義政策,例如在地化生產,縮短供應鏈和移民管制等。
  3. 強化民粹主義政策和意識形態:民粹主義的崛起不僅會影響到經濟,也會對社會和文化帶來更深層的變革,特別是那些對勞動中產階級白人地位造成威脅的改變。有研究指出,1910年代的西班牙流感對社會信任,以及經濟成長,產生了長達數十年的負面影響,新型冠狀病毒也可能釋放出類似的力量。

 

Stephanie Kelly指出,民粹主義已為全球政治合法性、經濟能見度和全球化的未來帶來顯著的風險。更趨分裂的、破碎的地緣政治環境,使得各項政策前景變得更加無法預測、更加極端。這將讓企業在供應鏈管理、稅務負擔和監管環境上,處於極大的不確定性中,投資人也會受美中緊張局勢、英國脫歐和各國大選等因素所影響,而需面對更波動的市場。因此,地緣政治勢將成為左右未來投資環境最主要的風險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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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狀病毒如何加速地緣政治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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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出現了兩種現象,一是新的政治參與者,為複雜的經濟和政策問題提供了看似簡單卻極端的解決方案;二是幾十年來日益嚴重的收入不平等、生產力增長緩慢和社會自由化進展快速,加深那些自認被國家、社會遺棄者的不滿。

 

金融海嘯後 民粹主義大行其道

安本標準投資政治經濟學家Stephanie Kelly認為兩種現象交互影響的結果,造就了近期民粹主義再度興起。但是民粹主義未來將如何發展,並對鄰近國家,甚至全球造成影響,主要還是取決於該國家內部的政治體制和政治動態。政治體制發展較不成熟的新興市場國家,就較容易受到民眾要求更多權力所帶來的衝擊,而在成熟市場中,民粹政黨的興起,也促使原先被視為中立派的政治人物,為防止選民流失、政黨分裂,而開始向兩邊傾斜,這也讓選舉變得更加頻繁和不可預測。

在依比例具有投票權的歐洲議會體系中,新政黨可在相對較短的時間內出現並獲得支持。在美國,由於兩黨制的根深蒂固,讓具有民粹主義理想的政治人物多選擇加入到兩黨中,而非其他民粹主義政黨。

 

疫情推升民粹主義升溫

Stephanie Kelly表示,「民粹主義持續存在」這項議題,是未來十年內衝擊經濟成長、造成金融市場波動的主要根源。今年爆發的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也將從三個主要面向,影響並加速其發展:加劇選民的不滿、損害專責危機處理政治人物的信譽,以及強化民粹主義政策和意識形態。

  1. 加劇選民的不滿: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凸顯了全球不平等的現實,由於許多低收入者無法在家完成工作,所以也更容易受到疫情所帶來的失業衝擊、收入下降、存款減少和貸款被拒的不利影響。本次疫情危機讓低收入選民在經濟和生活上的不平等更形嚴重,為兩極化政治和民粹主義的興盛,提供了完美的舞台。
  2. 損害專責危機處理政治人物的信譽:疫情危機造成的經濟停滯和社會破壞為政治人物帶來巨大的決策壓力。何時解封、如何解封、鎖國、第二波感染浪潮發生的可能性,以及如何逐步取消對個人和企業的財務支持,都給領導者帶來重重考驗。當疫情危機似乎塑造了政府低效率、低效用以及與現實脫節等形象之際,也同時為民粹政治人物爭取到了出線的機會。自疫情危機爆發以來,不論是新興市場或是成熟市的民粹主義者,都已利用此一機會強化本土主義意識形態,並推動保護主義政策,例如在地化生產,縮短供應鏈和移民管制等。
  3. 強化民粹主義政策和意識形態:民粹主義的崛起不僅會影響到經濟,也會對社會和文化帶來更深層的變革,特別是那些對勞動中產階級白人地位造成威脅的改變。有研究指出,1910年代的西班牙流感對社會信任,以及經濟成長,產生了長達數十年的負面影響,新型冠狀病毒也可能釋放出類似的力量。

 

Stephanie Kelly指出,民粹主義已為全球政治合法性、經濟能見度和全球化的未來帶來顯著的風險。更趨分裂的、破碎的地緣政治環境,使得各項政策前景變得更加無法預測、更加極端。這將讓企業在供應鏈管理、稅務負擔和監管環境上,處於極大的不確定性中,投資人也會受美中緊張局勢、英國脫歐和各國大選等因素所影響,而需面對更波動的市場。因此,地緣政治勢將成為左右未來投資環境最主要的風險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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